青听丨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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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岁月的习近平

1969年1月， 习近平总书记15岁时来到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

《“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1969年1月13日，我们八一学校20多名同学，背负行囊，与北京市其他学校的知青同乘一趟知青专列奔赴陕北延安农村，开始了上山下乡的艰苦历程。

1968年底我们办理去陕西延川县插队手续时，按规定需要先到学校提出申请，携带学校证明去家庭居住地派出所把自己的北京户口注销，然后再回到学校凭户口注销证明领取北京市革委会发给我们几十元钱插队购置费。这个钱并没有完全发到我们手里。学校同行的有一部分知青家里比较困难，学校革委会就扣出一部分钱集中给他们买东西。

按实际年龄，近平那一年还不满16岁，还没有到该去插队的年龄。他是1953年6月出生的。我们初67届的同学，大多都是1951年出生。近平比我小两岁，但因为早上一年学，只比我低一个年级，是68届初中生。

我办离京手续时遇到了近平。当时，我到八一学校革委会办事组办公室，把注销户口的证明交上去，负责人齐荣先老师很快把我的各种手续办好了。这时，近平走进来，说他也要报名去插队。齐荣先老师看上去有些吃惊，问道：“习近平，你怎么也走啊？”近平回答说是想走。齐老师说：“你还不到去插队的年龄嘛，你应该明年走，而且明年可能有留京当工人的名额。”那时谁都知道，留在北京生活上肯定要比去穷乡僻壤的陕北插队好得多，近平如果拖一拖，第二年再走，很有可能就留在北京了。但近平表示坚决要走，要离开北京。

出发那天，我们兄弟两个是自己背着简单的行李到北京火车站的，没让家人来送。近平也是独自一人到的车站，也没想到家里会有人来送他，他径直上了火车，和我们坐在一起。这时候有同学喊他：“习近平，你姐姐来送你了！”我们一看，是近平的姐姐桥桥来了。当时，火车站上到处是人，有送人的，有被送的，一片嘈杂。近平站在车厢中，桥桥大姐在车下隔着车窗望着弟弟。当时那种情况下，姐弟俩应该是百感交集，离别的心情可想而知。桥桥大姐把一包水果交给近平，嘱咐他一路小心，到了那边注意搞好生活，自己多照顾自己。近平点头答应着，但没有说太多的话。他站在车厢里，没有流泪，只是长时间凝视着他的姐姐。几十年过去了，桥桥大姐与我谈起当时的情景，近平在火车上的动作、眼神，她至今记忆犹新。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近平在梁家河从来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

我们是1月13日出发的。近平和我们几个都到了北京站，当时一看，好家伙！人山人海，挤都挤不动。有知青，有来送行的家人，还有维持秩序的警察、军人、车站工作人员，整个站台挤满了人。当时，我的父母都去送我了，但因为人太多，他们没能挤到前面去。

我们乘坐的“知青专列”能容纳1000多人。车停在那里等待出发的时候，我们心情还是很好的。有这么多人送我们，场面这么隆重，有点儿像去当兵的感觉，觉得还挺光荣的。可列车一开动，车上车下就是一片哭声了，不光女知青哭，男知青也哭。因为毕竟都是些十几岁的孩子，大多都没怎么单独离家出过远门。

多年以后，近平曾在一次访谈中回忆起当时出发的情景。他说：“在去延安的专列上，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9年的1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当时车底下我的亲属都说，你怎么还在笑啊？我说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这不是好事吗？我哭什么呢？他们听后就破涕为笑了。”

“知青专列”从北京出发，经过河南，过黄河大桥，沿着陇海线，一路到了西安。没换车，火车又开到了铜川。抵达铜川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第二天很早就起床，吃过馒头、咸菜，之后就准备出发了。出发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一两百辆大卡车来接我们，那个卡车还不错，上面加了一个篷子遮风挡雨。我们把行李卷、箱子都放在车斗里面，人都坐在行李上，一辆卡车能坐二十几个人。近平和我上了一辆卡车。我们上车的时候，看到当时的情景壮观得很：前面出发的车在环山路上排成了长龙，黄土滚滚，铺天盖地。

——戴明《“近平在梁家河从来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

《“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一下子从繁华的首都来到黄土高原的山沟里，心理上很不适应。我们这些城里长大的青年，虽然在60年代初期也曾多次经过学军、农村劳动的锻炼，但即使是在农村参加“三夏”“双抢”支农劳动，也是由学校选择条件比较好的农村生产队，劳动时间很短。因此，最初对农村的认识，完全是从书本上得到的。1969年1月，当我们乘车前往陕北途中，就被沿途漫无际涯的光秃秃的黄土高坡所震撼，进入眼帘的尽是“穷山僻壤”，我们无法将眼前的情景与革命圣地、与自己的未来联系起来，竟有同车人怀疑司机是不是走错路了。到了公社和生产队，看到农民惊人的贫穷，心中诧异：“新中国成立已经十几年了，怎么竟还有这么穷困的地区和农民？”那时，我心中感到非常茫然和失落。

农村过“四关”，实在不易。先说“跳蚤关”，我想每一位在陕北插过队的知青都有切身体会。刚到生产队的那几天，我们几名知青身上都莫名其妙起了又红又大的肿包，奇痒无比。由于不知道肿包生成的原因，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对付。后来才慢慢知道是“虼蚤”咬的，随后也听说了不少有用的或无用的应对办法，比如，“不让猪、狗等牲口回窑”“喝本地黄土煮过的水”，等等。我们还从文安驿买了一大包“六六六”药粉，大量撒在炕席下以求驱赶跳蚤，但效果不彰。近平身体虽然好一些，但反应仍然很大。他身上的包又红又大，再加上挠破的血和感染脓渗出，看上去很吓人。为了尽快熬过“跳蚤关”，我们想了不少应对措施。首先是尽量保持窑洞里外地面的干净，尽可能经常扫地洒水，将窑里地面浮土扫干净，减少跳蚤出现的可能。另外就是在进入窑洞或上炕前抖动裤筒，把跳到身上的零星跳蚤抖掉。在窑洞里停留时尽量离开地面，减少地面上的跳蚤跳到腿上的机会。那时你如果走进我们的窑洞，常常可以见到近平、我，还有雷榕生挽起裤筒“圪蹴”（陕北方言，蹲）在各自的凳子上聊天拉话的滑稽情景，我们认为跳蚤跳得再高，也不至于从地面跳上凳子吧。此时如果梁玉明走进窑洞，会故意抖动裤腿，说自己身上有不少“虼蚤”带进窑洞，引起我们哄笑。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年多。最终解决是搬到了大队为知青修造的新窑洞后，周围猪、狗等牲畜较少出现，同时我们的适应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至于“饮食关”，主要是粗粮多，我们不会粗粮细做，加上没有油水，肚子里总是感觉空空的。蔬菜很少，基本上是有什么菜下来就吃什么。那时候搞“以粮为纲”，蔬菜种得很少，土豆胡萝卜当家，由于不会保存，烂的、冻坏的不少，也不能保证充足供应。农民们吃的菜，主要是酸菜。他们一般在秋后腌上两三缸酸菜，有白菜、胡萝卜、洋柿子（陕北方言，这里的洋柿子是指青西红柿）等。这些腌菜缸放在窑洞里，窑洞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酸菜的气味。我们由于懒，借口“不会腌菜”就不腌，于是就没得吃。有时就向关系较好的老乡，如武铁锁、薛玉斌等要点酸菜吃。梁家河后队的老乡都很同情和理解我们这些知青，也从没有拒绝给我们“挖”一碗酸菜。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70年的四五月，长期没吃到新鲜蔬菜的我们喉咙中都“燥得冒烟”。这时正好碰上房东张马有家要将前一年的酸菜倒出来腾出酸菜缸清洗，准备秋冬再腌新酸菜。张马有的婆姨（陕北方言，妻子） 过来问我们要不要倒出的酸菜，给我们拿来了一大盆。我和近平感谢之后不由分说下手抓起酸菜大嚼，直到把那一盆酸菜全部消灭掉，才心满意足地舒了一口气。

再一个困难就是缺油。由于没有油，主食就吃得特别多。由于没有油水，也闹出不少笑话。近平说过一件“吃生肉”的故事，很多人向我求证，我回答确有其事，因为我也是此事的亲历者。1972年12月，福建莆田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一些知青生活困难问题。1973年4月，毛泽东回信李庆霖，并随信附上人民币300元，“聊补无米之炊”。1973年下半年，延安地区革委会作出决定，对当时仍在生产队劳动的知青每人补助200元人民币。于是我和近平共得到了400元生活补助。有了这些补助，窘迫的生活稍微宽裕了一些。1974年的春节，我们过了个肥年，买了大概几十斤猪肉。当时买的猪肉质量不错，感觉肉像玉雕一样整齐漂亮。我们那天包了些饺子，在准备煮饺子时近平说了个笑话，说在作家梁斌的小说《播火记》中有这样的情节，主人公之一运涛说他的愿望就是要用几斤猪肉包一个大饺子，一口咬下去，“能咬出个小牛犊来”。我们又说笑道，国外有一种很嫩的小牛肉可以用刀片成薄片生吃。这次买的猪肉质量很好，大概也可以生吃。我们俩哄笑着，真的用刀试着将其中一块冻得微微发硬的瘦肉部分小心片下来，你一片，我一片，蘸酱油膏吃。也许是饿的时间长了，肚子里没有油水，那一块生猪肉的瘦肉部分竟让我们吃完了。生肉吃完了，我们费了两三个小时包的饺子也在20分钟内风卷残云般吃光了。

说到“劳动关”，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刚到生产队时劳动积极性都不那么高。一是我们尚未养成劳动习惯，也不适应强度较高的劳动；二是一开始给我们评工分，一天只给6.5分。那时候队里一个强壮劳力一天的工分是10分。而知青的工分连一个婆姨都不如。如果早晨不出工，我们就只能挣5.2分。据了解，前一年（1968年）一个工（10分）分值只有1角1分。换句话说，我们劳动一天挣的5.2工分也就只值5.7分钱。一年工分1200分，就可以保全年粮钱，也就是只值十三四元钱。所以，那个时候的劳动积极性就高不起来。当然，时间长了，近平的思想有了变化，与老乡接触多了，劳动也习惯了，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工分也涨到10分了。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陕北七年是近平一生最宝贵的财富”

学习时报:曹老师,您好!习近平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到他当年在延川县梁家河的插队经历,也曾提到过他与您和路遥的交往。在您看来,以他为代表的这些“老知青”,为什么对那段岁月念念不忘? 

曹谷溪:非常感激诸位来延安采访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先是担任延川县贾家坪公社的团委书记,知青一来,县里让我当“知青专干”,以后又调任县革委会通讯组组长,与全县插队知青有了更广泛的交往。也正是在那段时间,我与包括习近平在内的许许多多北京知青结下了深厚友谊。

对这一代知识青年而言,“插队”的经历,是从相对优越的城市到贫困农村的生活转变,从无忧无虑的学生到辛苦劳作的农民的身份转变,这几乎是所有知青始料未及的巨大蜕变。一个个激情澎湃的热血青年,下到农村来,与最底层的农民朝夕相处,了解了农民的生活、愿望、喜怒哀乐和人情世故,势必要经历非常艰难的心理与情感磨砺,由此深入了解我们复杂的国情,了解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根之所系、魂之所在。这段经历,正发生在他们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阶段。于是,他们的担当精神、责任意识,在中国西部的黄土高原上萌了芽、扎了根;“振兴中华”的理想之火,在心灵的土地上点燃。

在和知青的交往中,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看到了人民共和国的未来。

1997年,我曾在《延安文学》第2—3期合刊的一篇文章中,情不自禁地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我不知道亲爱的读者是否曾关注“老三届”们的命运和成长过程?这是一批特殊历史境遇中造就的一批特殊胆略、特殊气质、特殊品行的人们。他们,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而又成群结队地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以后,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被招工、招干或当兵,一些人被推荐上了大学,还有的到国外留学。总之,该走的都走了,真正当了农民的寥寥无几。

由于历史的原因,这茬人过早的失去了读书的机会。所以,只要他们取得读书的机会,便拼着命往书里钻。有一位当了省委副书记的北京插队知青,在上大学前就三遍通读《资本论》,写了厚厚十八本读书笔记。这一代人,与其父辈们相比:少保守,少教条;与比他们年轻的一代人相比:更具有使命感,多思考,多实干。在社会转型、时代变迁中,这一代人是我们国家、民族的希望,是世纪交替的桥梁!

习近平,就是知青大军中的一员。1969年初,他还不满16岁就来到延川县梁家河村,直到1975年10月离开这个小山村,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都是在陕北艰苦的农村度过的。

这段插队经历,虽然使他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但这段人生历练,却是他一生中最宝贵的一笔财富。他念念不忘曾经养育他的黄土地,念念不忘陕北的父老乡亲,说明他既是有情之人,也是有心之人,是黄土地忠诚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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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协小团中心青年通讯社采编策划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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